三月那天下午，林芳把裁员名单递到我面前的时候，指甲油刚做过，嫩粉色，一丝不苟。
我没想到的是，一年后，她会把自己变成我桌上的一个数字——简历编号0037。
行政部没人来修。往常这事报上去，半天就有人处理。现在第三天了，咖啡机还杵在那儿，电源灯一明一灭，像在喘气。
他上周五还坐在工位上，周一桌子就空了，连他养的那盆仙人掌都没来得及带走。仙人掌还在工位上立着，旁边贴着一张便利贴：「帮我浇水，谢谢。」
销售部先走了两个，市场部优化了三个。每天中午食堂的人越来越少，排队时间从十分钟变成五分钟，又变成三分钟。快是快了，但吃饭时谁都不说话。
「十八年，」他用力吸了一口，烟灰抖落下来，落在他左脚鞋面上，他没擦，「你是元老，应该没事吧？」
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四点十五的时候，我刚给老周发了条微信：「晚上吃火锅，我请。」
老周拿着那份打印出来的通知，A4纸被他攥得变了形，拇指掐在自己名字上面，指关节发白。
「老杨，我……了十五年。」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怕隔壁工位的人听见，又像是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「说走就走？」
小李坐在工位上，显示器上还亮着没写完的代码，光标一闪一闪的。她抬手去擦脸，发现手上还戴着防静电手环，扯了两下没扯下来，索性不管了，就那么用戴着手环的手背去擦眼睛。
大刘一句话不说。他把通知叠成四折，塞进上衣口袋里，拍了拍，站起来去接了杯水，喝了一口，又坐回去。整个过程，表情没有任何变化，就像那张纸上写的是别人的名字。
HR部门在七楼，电梯到的时候，门开了，里面站着两个行政部的小姑娘，看见我，眼神闪了一下，侧身让我进去。
她正对着电脑，右手握着鼠标，左手拿着一支笔在本子上勾画，桌上摊着好几份文件。听见脚步声，她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不到一秒，又回到屏幕上。
她这才把手从鼠标上拿开，靠回椅背上，双手交叠放在腹前。动作很慢，很从容，像是在给自己留出时间调整到某种模式。
「杨工，这是公司的决定。业绩不好，就要瘦身。谁走谁留，是按绩效、能力、岗位需求综合评定的。」
「老周，去年考评A，但前年B+，大前年B。而且他年纪大了，学习能力跟不上，新系统上线三个月了，他的操作合格率还没过八十。」
我愣了一下，不是因为这些数据，而是因为她的语气——平静，精确，不带丝毫犹豫。就像这些数字不是一个人的十五年，而是一张报废设备的检测报告。
「杨工，」她合上文件夹，打断我，声音甚至柔和了一点，但那种柔和更让人不舒服，像是裹着糖衣的拒绝，「我知道你跟他们关系好。但这是工作，不是人情。公司要活下去，就得有人走。」
认识她八年了。以前在走廊碰见，她总笑着跟我打招呼，叫「杨工」，声音脆生生的，年会上还敬过我酒，说「杨工是技术部的定海神针」。
这次我提了一个牛皮纸袋，里面装着老周他们这些年的东西——项目结题报告、客户表扬信、年终考评表、还有老周那个获过公司技术创新三等奖的证书复印件。
这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站起来。不是因为礼貌，是因为我的语气让这场谈话的性质变了。
她比我矮半头，但站着的时候，下巴微微抬起来，目光是从下往上看我的，却让人觉得她在俯视。
桌上的牛皮纸袋歪了一下，里面的文件角探出来，白色的纸边在日光灯下很刺眼。
行政部按流程给每个人发了一个纸箱，用来装私人物品。纸箱上印着某品牌复印纸的logo，有人拿到的是A4的箱子，有人拿到的是A3的，大小不一。
老周把自己的茶杯、相框、还有那盆他从入职第一天就养着的绿萝，全塞进了那个A4纸箱里。绿萝的叶子从箱口探出来，在走廊的穿堂风里晃。
他声音沙哑，眼眶红了，但没让眼泪掉下来。四十五岁的男人了，在公司门口哭，他做不出来。
大刘最后一个出来。他把工牌从脖子上取下来，在手里翻了两下，然后放进纸箱的最上层，把盖子压好。
三个人的背影在街角拐弯的时候，老周的纸箱里探出来的绿萝叶子被风吹断了一截，掉在地上。
「杨工，你的行为已经影响了公司正常运转。从今天起，我会屏蔽你。有什么事，走公司流程。」
他挑了个路边馆子，点了一碟花生米、一盘拍黄瓜、两斤羊肉串，要了一瓶二锅头。
酒杯是那种最普通的玻璃杯，杯口有个小豁口。老周把酒倒满了，端起来，没说敬什么，直接干了。
「你这样，迟早把自己也搭进去。」他把杯子往桌上一墩，酒洒出来一点，淌进了花生米碟子里，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今天你在门口送我们，上面都看着呢。」
他端起杯子，又放下了，苦笑了一下。嘴角那道纹路像被人用刀刻出来的，比半年前深了不止一分。
「老杨，你记住我的话。」他没看我，盯着那粒花生米，「你这种人，在哪儿都不会差。以后有机会，咱们还一起干。」
那天下午三点，我正在写一份技术方案，工位上的座机响了。内线，号码我认得——七楼。
接电话的是林芳的助理，小何。语气公事公办的，但尾音压得很低，像是不太想打这个电话。
七楼。林芳的办公室换了一块新门牌。半年前那块写的是「HR总监」，现在是「副总裁——人事行政」。
她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桌上比半年前多了一个相框，里面是她和一个三四岁小孩的合影。
她把电脑屏幕转了个角度，让我看不见上面的内容，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，翻开来，放在我们中间。
自己的名字被打印在一张白纸上，黑体，四号字。旁边有一行手写的批注，字迹我不认识——应该是更上面的人签的。
她从文件夹里抽出另一张纸，推到我面前。赔偿方案，密密麻麻的数字，最下方有一行加粗的金额。
不是讽刺，不是苦笑，是一种说不清的笑意。像是终于证实了一件事，反而松了口气。
她的手指在文件夹封面上微微收紧了一下，五个指头同时用力，文件夹的封面被按出一个浅浅的凹痕。
办手续的是小何。她把文件一页一页翻开，每一页该签名的地方都用铅笔画了个小叉。
六个一模一样的「杨建平」，写到最后一个的时候，笔迹有点歪了——不是手抖，是那支签字笔快没墨了，第四笔拖出一道干涩的白痕。
站起来的时候，我往林芳的办公室看了一眼。门关着，灯亮着，百叶窗拉得严严实实。
他那头沉默了四五秒。我听见他在抽烟，吸气的声音很重，像是在攒劲说一句话。
「我跟小李、大刘，我们几个自己干了个小公司，接外包开发的单子，刚起步。」他的声音变了，不再是那天在楼梯间里的压低嗓门，有一股我很久没听过的东西——像是兴奋，又像是某种赌上一切的决绝，「你来的话，咱们就齐了。」
「老周，当年你为我们出头的时候，我们就说过——以后有机会，还一起干。」他的声音忽然认真起来，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，「现在机会来了。你要是不来，以后别说我没叫过你。」
四个人凑了一百二十万。老周出得最多，四十万，是他把老家的一套房子卖了。签合同那天他手都没抖，倒是他老婆在外面的车里坐了半个小时没下来。
办公室在城南一栋老写字楼的九层，六十平，朝北，下午三点以后就晒不到太阳。
四张桌子。一台饮水机。一台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打印机，打出来的字左边浓右边淡。
老周管业务，我管技术，小李管财务，大刘管行政。听着像模像样的，但实际上，每个人什么都干——老周跑业务回来也帮着测代码，我写完方案也得出去谈客户，小李记完账还得兼着打扫卫生，大刘除了行政什么都管，连那台打印机卡纸了都是他修。
有一天小李对着电脑算账，算完了把计算器往桌上一拍：「照这样下去，三个月后咱们就得关门。」
老周正在打电话约客户，听见这话，举起一根手指冲小李比了比——意思是你闭嘴。然后对着电话那头换了副笑脸：「王总，您放心，我们团队在这个领域做了十几年了，品质绝对有保障……」
第三个月的时候，接了第一个大单子。一家制造业公司的MES系统改造，合同金额四十八万。
公司从四个人变成了二十三个。办公室搬了一次，从六十平换到一百五十平，朝南了，下午能晒到太阳。
那天下午，我正在改一段核心模块的代码，逻辑有个小毛病，改了三遍还不对，正烦着。
他的语气不太对。不是平时那种大大咧咧的调子，而是一种小心翼翼的、试探的语气——像是怕手里的东西烫手。
不是打印的，是手写的。信纸是最普通的那种横条信纸，学校门口文具店两块钱一本。
字迹和她平时的签名不一样。她签名的时候，笔画锋利，收笔干净。但这封信上的字有些散，好几个笔画拖了尾巴，有两处涂改过，涂改液干了以后微微凸起来。
您好。我知道您可能不想见我，甚至不想看到这封信。但我还是写了，希望您能看完。
一年前，我是执行裁员的人。您为同事争取赔偿，我跟您吵过，最后把您拉黑。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对的——公司要活下去，就得有人走，这是工作，不是人情。
一年后，我也被裁了。理由和您当年一样：年龄偏大，薪资过高，学习能力跟不上。
那一刻我才明白，当年您问我的那个问题——『你觉得这公平吗？』——不是抱怨，是真心在问。
我做了八年HR，执行过无数次裁员，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轮到我自己。现在我知道了，那种感觉，不是钱能补偿的。
我知道我没有资格求您原谅。但如果您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会用我的专业，帮您把公司的人事体系建起来。不是因为我想证明什么，是因为我相信——
信纸最下方，「林芳」两个字写得比正文大一些，最后一笔的竖钩拖得很长，像是写完名字之后，笔停在纸上没有马上离开。
最后一段，她写：「如果您愿意见我，我会当面跟您道歉。如果您不愿意见我，我也理解。无论如何，谢谢您看完这封信。」
想起一年前，她坐在HR办公室里，看着我说：「杨工，这是工作，不是人情。」